原标题：新中国诈骗第一案：1960年有人伪造周总理签名，骗取央行20万巨款
当时，国内群众绝大多数都是分成两拨人，一波是众志成城，一定能熬过去，熬过去就是胜利。
1960年3月18日下午五点半，西交民巷中央人民银行总行的办公室，大家忙碌了一天准备下班。
阳历三月份的天气，天黑的还算早已经接近黄昏，屋里有点黑，所以办事员并没有看太清楚来人长得什么模样。
办事员一听来人是国务院的，顿时精神了一下，比了一个请进的姿势，说到：哦，那您快请。
进门以后，来人将怀里的一个牛皮纸信封交给了办事员，说到：厅里的紧急文件，交给行长的。
可是，曹菊如行长那天恰好外出，没在办公的地方，所以他只好将信封交给了值班的行长秘书。
可是这会儿行长不在，而且马上要下班了，万一真的是什么紧急的事情，拖到明天上午才看到，那岂不是黄花菜都凉了。
20万，在1960年，那可不是小数目，按照购买力折合，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2000万，甚至更多。
国务院的资金需要，一般都是通过财政部，然后从国库拨出去。就没有直接要求人民银行去提供啊。
而且，她又联想到，最近国家极度重视西藏的统战工作，广播上也多次报道当地的宗教活动。
大概是事情紧急，国家没时间去通过财政部国库这样的常规手法去拨款，所以是特事特办。
纠结了半个小时，再一看表快六点一刻了，秘书觉得耽误不得了，决定自己挑大梁。
货币发行局的同志接到电话以后也很为难，这么大一笔钱，时间还这么紧张，怎会是筹的齐。
秘书在电话里说道：您注意，这是特事特办，请立刻执行，手续的事放心，计划研究局会马上下达正式通知！
随后，王兰又给货币发行局打电话，要求对方务必客服困难，在限期之内，把20万旧钞准备好。
行长秘书的电话，又有计划研究局副局长的确认，货币发行局的人也认为这个事，很紧急，是特事特办，所以不敢耽搁，加班加点的去准备。
最终，这20万元旧钞被装进了两个袋，包装整齐以后，放在了朱科长开的专车里，直奔民族饭店。
民族饭店，是国庆10周年时专门接待少数民族嘉宾的场所，此时开业不过一年，在那吃饭的人并不多。
前台明白来意后，说了一句：你说是赵同志啊，他在那，那个瘦高个，穿藏青色呢子大衣的。
顺着前台手指的方向，朱科长看到了赵全一，身材高瘦，仪表不俗，一身的干部气场。
赵全一看了一眼麻袋，笑着说到：真是辛苦总行的同志了，时间这么近竟然都筹齐了。
赵全一说到：总理那边着急用钱，再回去盖章一来一回又耽误不少时间，这样吧，要是不放心，您把这封介绍信也带回去，这封介绍信上有公章。
朱科长就打算打道回府时，又寒暄了一句：您开着车的吧？要不要直接帮您搬上车。
此时，天已经彻底黑了，朱科长和两个办事员，总算舒了一口气，可算是忙完了。
可他们不会想到，就在此时，那位赵全一同志，正费劲扛着两个麻袋，从民族饭店的后门，绕到了一处胡同里……
在那里，停着一辆永久牌的自行车，他将麻袋，挂在车梁两旁，脚蹬一踩，便消失在夜色中。
有人，靠着伪造公函、介绍信、批示，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骗走了20万巨款。
要知道，1960年是什么年头，大灾之年，国家从上到下勒紧裤腰带，多少地方的百姓都吃不饱饭。
周总理亲自致电公安部，要求动员全部力量，将这个诈骗案限期10天必须破案！
第一路，去总行办公室，传达室，警卫室，行长秘书室，把一切和嫌疑人接触过的人，都仔细盘问一遍，从中获取有用的情报和信息。
为了争取时间迅速破案，防止这么大的一批赃款被转移，中央担心公安部的精力不足，还调来了军队配合调查此案。
这还不够，公安部还特意将此案公布于众，发动群众的力量，借此来获取有用的线索。
可是，在一座740万常驻人口的北京城，想确定一个已经逃了六七天的诈骗犯，其难度可想而知。
不过，通过比对总行办公室和民族饭店相关目击者的证词，能确定，那个自称从国务院办公厅送公函的男人，和在饭店等待取钱的赵全一，应该是同一个人。
1960年3月18日下午五点半左右，送去总行办公室的那个牛皮纸信封，居然是真的。
至于那个收条，技术鉴定科也查到了，是从前门的一家文具店生产的黑色笔记本上撕下来的，但在1952年就停产了，现在想反推购买者，基本上没有任何可能。
至于伪造总理办公室的章，是蜡纸染刻后，沾到红印油盖上去的，没有获取到什么有用的信息。
其次，收条上的人民币三个字，用了一个很罕见的连笔写法，这种写法，在那个年代，普通人基本不会这么写。
技术鉴定办公室送来的证据，大概就有这么多，虽然没找到实质性的证据，但给后续破案，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只是，在这张信纸中缝处，有一个特殊的标记，那是一种加粗的横线，是专门用于装订的。
所以，嫌疑人要么是用好几年前发行的这种信纸，要么他就是国家机关的内部人员。
直到几天后的一个深夜，一名办案人员找到了一份对外贸易部打给国务院的报告。
1960年3月底，距离案发当日已逝去了两周，一个公交车的售票员大妈来到了公安局举报。
调查的结果汇报给杨奇清，杨奇清推测，这个诈骗犯，应该是藏在外贸部，从事财务相关工作。
于是他派出公安部保卫处杜定华处长，以及文检处处长，还有8名技术人员，乔装成办事人员，去外贸部暗中调查。
外贸部部长亲自将这20多人的档案全部调给了公安部，以便公安部的办案人员进行筛选。
文检处处长刘文第一时间将此事上报，杨奇清和专案组一致决定，先不抓人，找到和他密切接触的人，了解了解这个人的底子。
原来，3月18日下午，王倬请假没上班，董林比较好奇就问了问，他说他妈生病了，带着他妈去积水潭医院看病了。
办公室同事之间闲聊天，要是一般的情况下，就是笑骂几句或者说干脆承认，闹闹也就过去了。
可后来他发现，案件曝光的那几天，王倬工作状态不是正常，不是填错了表，就是领错了文件。
就在此时，技术鉴定办公室，通过比对履历表和收条上笔记，最后验证，笔迹就是王倬的。
为确保万无一失，办案人员还拿着王倬的照片去总行办公室和民族饭店找当时的目击证人，大家都一直认定，那个送公函的以及赵全一，就是他！
，最近这几天总是闻到一股子怪味，一股子清明烧纸钱的气味，而且还夹杂着焦油味儿，也不知道是哪家烧的。
刘处长是一位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老兵，抓捕经验极其丰富，他命令下面的人重点监视李广桥南街3号那一家。
直到一日傍晚，李广桥南街3号的门打开，有一个高瘦男子拎着好几袋垃圾扔到了垃圾站。
侦查员将此事上报，刘处长将这些灰送到技术中心检验发现，这些纸灰，是十块钱烧完以后的残余！
1960年4月5日凌晨，刘汉臣率领干警，摸黑进入王倬的家里，将床上正在辗转反侧的王倬，直接给控制住。
侦查员一遍一遍的搜查无果，刘汉臣心里也有些紧张，可就在他扭头看张可云时候，发现她时不时的会瞄向院子的一个角落。
那时候北京的民宅普遍没有厕所，一般都是去公厕，也有人为了图省事，就在家里搭一个简易的。
一句话，王倬心如死灰，心里防线彻底崩塌，将这件案子的来龙去脉全部交代了。
抗日战争期间，他考上了东北大学经济系，从一个帮派成员，鬼火少年，摇身一变成为了高知分子，还在北京找到了一个会计的活儿。
当时天下初定百废待兴，国家非常需要人才，而王倬这种脑子灵光，活儿干的也好的高知分子，自然就得到了领导的赏识。
其实，王倬的生活水平，在当时的北京已经算是不错了，1960年那个年代，能在国家中央机关工作，说不上顿顿有肉吃，可偶尔吃个肉喝个酒，还是问题不大的。
其实很正常，建国初期，大家兜里都没几个字儿，贫苦的农业大国，想发家致富难如登天。
也就是在他正琢磨怎么挣大钱时，当年和他一起当过逃兵的王国昌，看他混的还不错，便来求靠他。
王哥，你现在混的风生水起的，能不能帮忙给我搞个临时北京户口，大概就是居住证暂住证这类东西。
王倬不由得就想起来自己当时造假的往事，于是又试着开始造假，结果没想到事情办的很顺利。
首先，他开始四处寻找总理亲笔题字和签名，开始大量的临摹，练习，直到以假乱真。
整整两年，他像着了迷一般琢磨这个事儿，不熟悉他内心想法的同事，都觉得他是一个努力工作，兢兢业业的好干部。
1959年以后，中央经常展开对藏胞的统战活动，广播和报纸里，也有大量关于藏族宗教方面的信息，属于全国性的热点。
趁着这个机会，打着周总理的旗号要钱，而且还涉及到少数民族统战价值，把事情做的紧急一些，人民银行应该不会怀疑。
公文纸，是从外交部顺出来的，至于那个牛皮纸信封，也是在出口局里之前用过的一个，被他偷偷的拿走了。
3月18日这天，他觉得此事已经万事俱备，于是请了假跑到人民银行总行办公室，开始了这场诈骗。
之所以选择这天，是因为他了解到人行行长曹菊如此时在外地出差，回不去，机会比较难得。
而且，他特意挑了一个快下班的点，而伪造的文件中这个事又卡了一个小时的点，事出紧急，根本不给对方最大限度地考虑的时间，更不可能有检查公函真伪的时间。
而且，王倬也是在国家机关内部干了七八年之久，他了解人行总行办公室的一些办事流程。
当行长不在的时候，秘书没有很好的方法直接拍板这么大一批资金的出账，能决定的就只有计划研究局，所以一离开人行办公室，掐好了时间。
这些事情处理完以后，他又化名赵全一，骑车到民族饭店，在角落的沙发上等待，暗处观察大局。
虽然整个诈骗过程实施的非常完美，可诈骗结束，并不意外这件事就结束了，恰恰代表着这件事的危险，才刚刚开始。
而王倬，因为前几次投机取巧，伪造文件，都是伪造完毕事情就结束了，没有人发现。
可这次和以往不同的是，他当时伪造路条当逃兵，给朋友伪造户口文件，都是不起眼的小事。
可这次，事情很大，20万巨款从人行出账，那这批钱该怎么记录，该怎么把这个不合规的流程变得合规，会有一批人盯着这个事情的发展。
但凡他知道此事的严重性，或者说很清楚人行的流程，那他一定会在事情结束以后，逃之夭夭。
案发后，中央迅速通报，组织人力，甚至还动员了北京群众，王倬没机会挥霍这批不义之财，甚至还每天都在担惊受怕。
可很快，就发现，20万纸钞，想要不动声色不引起邻居怀疑的烧掉，都很费劲。
1960年7月28日，王倬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诈骗罪，判处死刑。
可是，人如果总是可以投机取巧，靠着小聪明小手段走捷径，虽然可能风光一时，但终究会栽在自己当初投机取巧挖出的大坑里，自掘坟墓。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