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常穿的中山装口袋里有两件东西，一样是香烟，还总是只装半包香烟，不装整包的；另一样是一块手帕，此外身无分文。”

  身为一国主席，没有一分钱自然是不可能的，每个月，都有自己固定的工资，除此之外，还有自己所赚的稿费，而这些钱，全都存放在中央办公厅的特别会计室里。

  但是却从来就没用这些钱为自己来改善生活，他的稿费每一笔支出都有着详细的记录，除了生活必需品，这些钱则全都用在了为人民服务的事业上。

  曾有传言说，在去世前曾留下了亿万稿费，但是据毛主席的生活管家吴连登所说，毛主席的稿费并非像传言般说的那样，直到临终前，他的稿费也只有124万多一点。

  去世后的七年多，他的稿费涨到了157万，这其中三十多万的差额也只是当年银行的利率，后来这笔钱也全都用在了国家和人民身上，他的儿女后代没有享受一分。

  在世时，他稿费的每一笔支出和收入也都由中央办公厅管理，不仅有记录，且每一笔明细都要由主管的同志们过目和批示。

  曾说过：“这个钱不是我的，我要把稿费的钱用在为人民服务的事业上。”在他的眼里这笔钱是人民的钱，所以这笔钱大都也被他用在有困难的党派民主人士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身上了，只有少数情况下才会用来补贴家用。

  那时候的工资并不高，本来被定为一级有六百多，但是在国家困难时期，硬是主动将自己的工资从一级降到了三级，为404.8元，直到逝世。

  这笔钱不仅要用于平常的吃饭、抽烟、喝茶、招待客人等，还要负担孩子们的支出，有时候钱实在入不敷出了，工作人员还要向请示支出稿费来用，也一再叮嘱：“这个钱要省着点用，这是人民的。”

  唯一稍微对家里的补贴多一点的一次，是1972年，工作人员得知女儿李讷生活艰苦便告诉了，思索良久才决定拿点钱补贴一下。

  那一次，给了李讷八千，但他没有只偏于李讷，同样他也给大女儿李敏留下了八千，除此之外，对家里的补贴可以说是极度有限。

  我们都知道，这一生有“三不”：不摸钱，不摸枪，不摸马克思原著。不摸钱，更甚可以说就是讨厌钱。

  他和蒋介石握过手，但却从来不愿意摸钱，在延安的时候不摸钱，转战陕北也不摸钱，进了城更是讨厌摸钱。

  有一次，正在专心致志的工作，李银桥顺手给递过来一个牛皮纸袋子，没有在意，顺手就像接公文一样，接了过来。

  李银桥开口道：“给老张的钱，主席过过目吧。”话音刚落，的脸色顿时就变了，就像是无意间抓到一个多恶心的东西一样，一脸的糟糕，立马就将牛皮袋子甩到了一边。

  他皱着眉头十分厌恶地搓了搓手：“拿开，交代了你就办，谁叫你拿来的？”李银桥讷讷的站在原地，将纸袋子收了起来，又说道：“我不摸钱，以后你要注意呢！”说完又专心地工作了起来。

  建国初期，的卫士田云玉工资只有37.5，到了1956年工资调整后，他所在的组里评议给他升两级，但是后来在各方面权衡之下，结果却只给他升了一级。

  为此，他还找领导哭了一鼻子，得知幽默且同情地说到：“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

  轮到田云玉值班时，特意将他叫到身边，沉思了半晌后，言语恳切地向他说道：“小田，我跟你商量一件事，我准备从我的工资里拿出钱来给你发工资，你的工资不要国家来负担，我来负担，你看多少钱合适？”

  田云玉愣住了，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回复。询问道：“你现在工资多少？”“43元。”“我给你60元可不可以？”“这......”

  六十元在当时对于田云玉来说太重要了，以他现在的等级，一级一级的往上爬还不知道要等多少年呢，这对他来说无疑是天上掉馅饼的事啊。

  刚想开口答应，但是田云玉却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拿了主席的工资，该不会算国家干部了吧，万一有一天主席不在了......想到这儿，田云玉婉转地拒绝了：“这怎么行啊？主席，那样我就成了你私人的人了。”

  听到这话，也愣了一下，转念一想，他深沉地点了点头，为田云玉有这样的觉悟而倍感欣慰。

  他说道：“你考虑得很好。钱这样的一个东西是很讨厌的，可我拿它也没办法，现在谁拿它也没有很好的方法，列宁也没办法，总归还得有。”

  踱步在屋内，回忆起了曾经的往事：“以前我在北京工作的时候，只有8元钱，到街上买过一次包子，那包子好吃极了，你现在常常吃包子、饺子吧？”

  田云玉微微笑了笑，继续说道：“有一次我坐火车去上海，没有钱，借了人家的，结果在车上打瞌睡，一双鞋子弄丢了，到了浦口下车才知道，正好碰上熟人，又借了钱，才买了鞋子，买了票，进了上海。”

  没有因为田云玉因为工资不满意哭鼻子而去训斥他，反倒是设身处地为他考虑，然后动之以情的教育，他说道：“钱，这样的一个东西不可不要，但不可随便多要。”

  田云玉明白了的用心良苦，也不再纠结于此，也在申报工资级别时，以身作则，主要降低了自己的工资级别，给全党带起了一个好头。

  他是一个凌云壮志的伟人，同时也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感情的平凡人。一直以来，都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与人民群众共呼吸、同甘共苦，自己却不求回报。

  早在革命时期，就经常动用自己的稿费资助那些有益于党和人民的事。在陕甘宁边区的时候，延安成立“边区平民剧团”，便毫不犹豫地将自己《论持久战》的300块稿费捐给了剧团做筹备经费。

  后来边区筹建图书馆，又捐款100。同一个月，辖区绥德、榆林一带发生了旱灾，又捐了一万块赈济灾民。

  鲁迅图书馆扩建时，捐购的书费就有近300元，中山图书馆建新馆时，又捐献300元，延安女子大学图书馆成立时又捐300元等等。

  那时候的收入还很低，但他却将自己有限的财力全都在国家有需要，人民有需要的时候不遗余力地捐献了出去，这也是他为什么自己过得十分节俭却依旧入不敷出的原因了。

  建国后，的收入已经有了一个整体的提高，但是他的日子却依旧过得十分窘迫。除了家庭的日常开支之外，的钱还用在了接待亲友、资助革命人士和烈士家属等。

  每逢有亲友们上京来探望，都会自费帮他们买一些土特产，然后帮他们做一身新衣服，安排他们的伙食住宿等，有时候还会帮他们看病之类的，这也都是自己承担。

  革命时期，韶山一个叫毛爱堂的人在的影响下秘密从事了农动，后来加入了广东国民革命军，加入了，最后在湖北武昌英勇就义。

  对此，毛爱堂的弟弟毛爱桂全然不知，以为哥哥一直活在人世。解放后，毛爱桂托人给写去一封信，打听着毛爱堂的下落，得知亲笔给他写了一封信，告诉了这一消息。

  新中国成立后，得知毛爱桂患有眼疾，便关心他帮他治好了病，并且还给他的儿子安排了一份工作。后来毛爱桂和姐姐不远千里去看望，热情地接待了二人。

  嘱咐二老：“你回去后，如果生活有困难，就写信来。”呆了一段时间后，二人要走，分别给了二人各300元以作接济，不久后，又给姐姐寄去了600元。

  像这样被接济过的人还有许多，其中烈士家属和有困难的派人士要居多一些，除此之外，对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也是同样的关心。

  1962年，在身边工作了15年的卫士李银桥要调离，十分不舍的将其叫到身边并送给了他一份自己亲自抄录的诗。

  告别时，一边握着他的手，一边依依不舍地轻抚着他的背，深情地说道：“你跟着我这么多年，人也长大了......你走了以后，一定要夹着尾巴做人，不要骄傲......我死后，绝对不能忘了每年到坟头上来看我一次啊。”

  说完，缓缓拉开抽屉，塞给李银桥一个牛皮纸袋，里面是为他安家准备的800元，一番推脱后，李银桥收了下来，两人就此道别。

  两年后，李银桥有机会带着妻子进京看望，交谈中，得知李银桥家乡遭了难，便立刻吩咐秘书拿来了1000元帮助他。

  秘书将装着钱的牛皮袋子拿来，远远地就比划着手势，向李银桥说道：“你拿去，能解决一些困难。”李银桥连连摇头：“不行，主席，我不缺钱，我不能要。”

  作势装出一副要将牛皮纸袋拿过来的样子，问道：“怎么？你是要让我摸钱吗？”“不不，我要，我自己拿。”微笑着说道：“这就对了，你还记得我不摸钱，我就讨厌钱。”

  当然，虽然一生对别人关怀备至，帮人甚多，自己则是过着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衣服、睡着巨硬的木板床、吃着粗茶淡饭的节俭至极的日子，但是在帮助人这方面，也是有自己的原则的。

  他会主动去帮助有需要的人，但是对那些主动伸手向他要帮助、要钱的人，则不愿再见到这个人，因为他看不起要钱的人。

  1956年，工资改革完成，许多党政干部全面降薪，一下子降了好几十块钱。党政工作人员等级工资之间由原来的28:1变成了25.2:1，但对来说，差的还是很多。

  对此有很多人提出了不满的意见，甚至还公开吵架告状，甚至还痛哭流涕，得知这样的一种情况多次在各种大会上公开批评这种现象，表现得极为反感。

  他讨厌这种要官要钱的行为，不仅是针对中央的人，对自己身边的人更是，就连亲戚也不例外，更不允许因为他们的一己私利而占到国家一丝利益。

  众所周知，的结发之妻杨开慧乃为革命事业而牺牲，对于她的母亲指示：“可给若干帮助”，但对其他人，却是铁面无私。

  新中国成立之初，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率先向提出了安排工作的要求，他以为，凭借着两家人的关系，要掌握重权的为他安排一份工作根本就是轻而易举的事。

  但在得知后，立刻就果断地回信给杨开智：“希望你在湘听候湖南省委书记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做什么工作就做什么，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

  随后，又亲自致电湖南省政府主席：“杨开智等不要来京，在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其老母若有困难，可给若干帮助。”

  在亲情和国家大事面前，秉承着大公无私的本质，不为亲人走后门，讲原则、讲分寸，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为一举打破旧中国的历史定律，迈出了有决定意义的一步，这便是的风范。

  建国后，的表兄文涧泉曾多次来北京看望，对于这位老实的十一哥，还是非常尊重的，每次来了都会热情地接待，与他闲话家常。

  一次，文涧泉也想像其他乡下客一样，尝一尝坐飞机的乐趣，但是听完立刻就拒绝了这个要求，他知道如果为一个人破了这个先例，那以后其他人也这般要求，可怎么了得。

  他婉转地说道：“坐飞机太贵，还是坐火车好。”文涧泉有些不乐意：“你当主席的，说什么飞机太贵，我不相信就买不起一张飞机票。”

  语重心长地说道：“十一哥，不是我买不起飞机票，现在国家正在搞建设，缺钱花，大家都要节约，主席更应该带头呵！”

  听了的话，文涧泉也表示理解，不过为了安慰表兄，还是决定从稿费中支出300元钱给他，作为返乡的路费。

  据记载，从1949年到1976年间，用自己的稿费捐赠近70人次，总计金额达到了115800多元。光是公开有记录的就达到这样一个数字，可见这一生帮助过多少人。

  种种行为，处处都体现着是一个念旧、懂得感恩、心怀苍生的伟人，也真切的流露除了他关爱大众、慷慨助人的善良人性最光辉的一面。

  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有多少人只想着自己温饱足矣，有多少人像和其他一些伟人一样，心里始终想的都是百姓，装的都是天下，能一心为民分忧，造福整个国家。

  他们频频伸出援手，只要是有困难的，不管是否相识，是否是与自己关系密切，他们都愿意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其分忧解难，这份情谊几人能及。

  正是因为如此，他们才是国家最伟大的人，他们这颗博爱之心、这份情笃意切恰恰就是他们最值得歌颂和传承下去的魅力。